如果查授权，黑名单也集中在银联。

2016年初，中国央行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中再多考虑一个因素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被称为双因子定价模型（中间价=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基于研究发现，我认为逆周期因子作为稳定汇率波动的政策工具，在短期内适当使用较为适宜。

问：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引发市场各界人士关注，中国央行会采取措施稳定外汇市场吗？答：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各界人士对人民币汇率贬值比较关注。2022年和2023年2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主要是外部因素所致。从国际金融协会（IIF）公布数据来看，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期间，我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资本流出，且资金从债市流出的规模远大于股市。例如，2015年811汇改后，中国央行为抑制了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恶化与短期资本外流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国央行显著收紧了对短期资本外流的管制。简单来说，中国央行希望通过汇改让人民币汇率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

那怎么办呢？中国央行在双因子定价模型基础上，再加入一个考虑因素，也就是我们谈到的逆周期因子。中国央行将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境内所有本外币转换均使用统一汇率，即1美元兑8.7人民币。[11]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8页。

这种人不大可能会对诸如毒品、酒精以及香烟等有害物品上瘾，他们更有可能坚信来生的存在，并养成诸如锻炼身体和准时上班的良好习惯。[57]转引自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0页。……如果一个人非常需要某种物品，或是一般物品，虽然他有理由希望在将来可以更加富有，他也总是对当前就能得到的一定数量的物品，比同样数量的未来物品，评价要高一些。[18]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

那么，非理性贴现是如何形成的呢？穆勒指出了两大原因：积累欲望不够强烈，可能是目光短浅或对他人的漠不关心造成的。储蓄习惯性地被认为是以惯例决定的，并依靠新教而盛行。

低利率政策之所以得以推行乃至成为常态，这在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形势：一方面，为了摆脱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各种冲击，西方各国通过各种措施来刺激生产和消费。正是由于资本在生产中带来了更大的收益，资本使用者才愿意支付正的利息。相应地，原来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就转化为对个人权利的追求，消费上的禁欲就为对生活的奢侈和攀比所取代。表2  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债利率之二注：适用于某些到期日的内插利率。

庇古就指出，国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未来的利益免受我们非理性的打折扣的影响和我们对自己的偏好超过对后代的偏好的影响……政府是未出生的后代和现在公民的受托人、守卫，如果有必要，通过颁布法律保护由可能枯竭的国家自然资源以使它们免受草率和不计后果的掠夺，这是政府非常清楚的职责。譬如，理性程度不高的人往往会过度消费现在财货，从而就可能导致生产性财货或资本积累不足。正是基于这一心理效用，即使在利息下降甚至为零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将更多的财货用于当前消费，而是倾向于持有更多的储蓄以保障未来更好的生活，降低未来生活可能下跌的风险。德国央行行长内格尔也认为，当下通胀率是如此之高，各国央行不能再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必须提高利率，由此来抑制需求和限制物价上涨。

随着生活的变故日益减少，随着生活习惯日益固定，……人们愈来愈愿意牺牲眼前的享乐以实现未来的目标。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占有一定数量的未来消费品，当然不能现在使用，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把现在已有的生产手段，整个地或部分地来为现在服务。

对一个穷人来讲，现在生活的极微小的限制，就足以大大提高他对现在收入的不耐。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形成有助于促进互惠合作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

[71]正因如此，为了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不应该基于时间偏好说默认乃至鼓励人们的草率和短视行为，而是要积极引导有助于社会发展和个人长远利益的理性选择，要积极推行缓解和避免个人非理性行为的社会政策，最终要塑造出关注社会和未来的责任文化。费雪还由此得出结论，生命越短促，人们的不耐程度就越强，而那些能够延长人类生命的东西则可以降低人们的不耐。（2）一个社会的整体理性也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提升，如古代人的理性程度相对较低，他们考虑问题通常也就比较短视，因而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往往就比较缓慢。其中，丹麦是第一个实行负利率的国家(2012年7月)，日本则自1989年以来就推出了量化质化宽松(QQE)政策，又在2016年1月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34]更一般地，这种低估未来需求的行为源自埃尔斯特意义上的梯度攀爬（gradient climbing）：在任意一个时间点上，决策者审视附近的选项，观察其中是否有一项能产生比现状更多的即时利益，由此获得一个局部最大值。人口中的最贫困阶层在劳动供给和工资处理中也同样如此。

显然，作为单纯的储蓄，它所积累的物品迟早是要被消费掉的，并且没有什么东西可留下来，目前的积累只是考虑到未来收入的可能下降而延缓消费。进而，是资本自身数量的改变而非生产周期的延长或缩短，构成了利率大小的原因。

（5）自私，或不愿为身后的孤寡打算。[29]但庞巴维克又认为，这是比较罕见的。

问题是，这两大学说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逻辑缺陷：时间偏好利息说中的现在财货是可以直接消费的生活品（一级财货），迂回生产利息说的现在财货则是用于投资生产的资本品（高级财货）。就此而言，时间贴现率的大小实质上反映出了个体理性的短视性和意志的薄弱性的程度：时间贴现率越高，理性的短视性或无理性程度就越严重。

相应地，货币发行应该被严格规定在一定限度之内，否则会引发通货膨胀或者滞涨危机。[27]问题是，现有财货的保存通常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有可能导致现实财货的价值更低。[25]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情况已经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一方面，大多数人都逐渐并已经摆脱了生存困境。父母教育孩子，要意识到他们的选择对未来的影响。

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未来世界往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需要更多的财货才能保障相同的效用水平。这种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通过村联，人们还是可以减少甚至有时候完全克服这种低估的倾向，人们之所以接受更多的教育，部分是由于教育似乎能提高他们对未来的评价，从而降低对未来的贴现率。

[⑧]费雪提出的更为根本的质疑是：如果抛弃前两个心理学理由，即使迂回生产会带来较高生产力，它也并不会导致正的利率。这样，在坐标轴上，越往后的两个数字就约会拥挤在一起，从而也就无法区别开来。

[⑧]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21-422页。进而，一个高度理性的社会，由时间偏好产生的利息也将会趋于消失。

斯密就暗示了这一点，布劳格写道：斯密从未提出储蓄是利率的函数或纯收入的函数。（5）有家属并深切关怀家属在他死后的幸福。[48]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33]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1页。

[①]尤其是，第三个原因独立于前两个原因。[19]布哈林则进一步指出，对现在财货给予过高评价主要发生在两种典型情况：一种是在人们遭受困难处境的所有情况下。

[46]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06页。（2）时间偏好是中性的。

 图1  纽约第九大道看世界一般地，看重眼前而忽视未来是理性低下的表现，由此产生出非理性贴现。[70]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可以理解：古代社会的货币持有利率实际上是负的（无法投资生利，反而需要支付窖藏成本），但人们为何都愿意积极储蓄呢？基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关注长远。